近日，清華大學的李稻葵先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要嚴防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跌幅超過5%，盡力保持穩(wěn)定，這是明年（2017年）的硬仗。” 李稻葵先生認為，2017年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不能超過5%，“一旦超過5%，后果不堪設想?，F(xiàn)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是6.9570多，那么最多再跌5%就是7.35。7.35是個臨界點，明年一定不能突破。”
對于如何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wěn)定，李稻葵先生給出的答案是“現(xiàn)在沒有別的選擇，只有一個，嚴格限制資金外流，由此來控制貶值趨勢。”“現(xiàn)在光靠外儲救火救不及。中國現(xiàn)在有21萬億美元的外匯存量，都想往外跑。根本之策還是得通過嚴格的資金流動的控制，來逆轉趨勢。”
筆者在年前的展望文章中，將人民幣匯率問題也列為中國經濟2017年將面臨的三大風險之一。但筆者認為，比人民幣匯率問題更為關鍵的，則是資本外逃問題。最近我在多個場合強調，資本外逃必須高度重視，資本外逃是一個綜合信心指數(shù)，外逃的不僅是資本，還有人，還有未來和希望。必須有智慧的應對，既不引發(fā)恐慌，同時能夠遏制流出加速的情況。
李稻葵先生講人民幣貶值視為最大的硬仗，在我看來，人民幣貶值是中國經濟需要處理的風險，但絕不是最大的風險，真正的硬仗是資本外逃，而且，這是2017年中國經濟必須打贏的一場硬仗。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我同意余永定先生的看法，對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不應該過度恐慌。盡管人民幣貶值的趨勢沒有改變，但我認為沒有必要太過于恐慌。
余永定先生認為，在我們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大量的貿易盈余，以及較快的增長速度的情況下，根本沒有必要擔心人民幣過度貶值問題。在之前的文章中，筆者也多次強調，目前關于人民幣兌美元的貶值有很多的恐慌因素。有中國經濟自身的逆轉，有美元的過度強勢，有人民幣匯改之后新的定價公式的“推波助瀾”，特別是，貨幣管理者在預期管理方面的差強人意，則是導致出現(xiàn)過度恐慌的重要原因。
中國的貨幣管理當局，很多情況下，把老百姓視為迷惑的對象。釋放出來的信號很多時候都是為了迷惑市場，而不是疏導市場的情緒。在這一點上，我們和美聯(lián)儲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了。美聯(lián)儲任何一次貨幣政策的變動，都是和市場良性互動，美聯(lián)儲從來不擔心市場“猜準”他要干什么，而是擔心“猜不準”他要干什么，所以在做出任何動作之前，都會通過大量的信息釋放自己的真實意圖。
2015年的加息和2016年年底的加息都是如此，市場完全消化了美聯(lián)儲的政策意圖，沒有引發(fā)過大的波動。而我們在市場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存在強烈貶值預期的情況下，相當一段時間違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市場走勢，承諾“美元持續(xù)貶值的基礎”，在人民幣應該釋放過去高估壓力的時候，卻人為過度干預，最終不僅沒有穩(wěn)住匯率，反而和市場形成了反向博弈，導致市場對預期管理的不信任。
從歷史看，在一個國家的匯率出現(xiàn)波動的情況下，真正導致恐慌的不是波動本身，而是采取的一些限制性的舉措引發(fā)了市場的恐慌。
筆者最近在重讀拉斯·特威德的《逃不出的經濟周期》，書中描述了很多金融動蕩事件，但最后真正導致災難性后果出現(xiàn)的都是貨幣管理當局不理智的限制行為。比如，書中描述了1793年英格蘭銀行發(fā)生的一次導致英格蘭銀行破產的金融恐慌事件，引發(fā)這個恐慌的主要原因，是在這一年的最后一天，英格蘭銀行決定對金屬貨幣采取限量供應措施，從而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
在資本外逃問題上，中國應該吸取歷史上諸多的教訓，用更智慧的辦法，而不是簡單的限制的辦法解決資本流出的壓力問題。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其實不值得可怕，可怕的是資本外逃，因為這會從根本上影響對中國經濟的整體信心。
盡管我們擁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但不管我們擁有多少外匯儲備，子彈一旦打起來，就會很快耗盡。從2014年6月到2016年11月，不到2年半的時間，外匯儲備就減少了超過25%，按照這個速度，我們能扛多久。
從歷史上看，不管一個國家有無外匯管制，一旦形成資本外逃的恐慌，沒有國家可以扛得住這種風險。何況，在中國，資本流出的非正規(guī)途徑實在太多，不是我們目前捉襟見肘的監(jiān)管可以管得住的。中國需要做的，是必須在戰(zhàn)略上重視“資本外逃”這個巨大的風險，未雨綢繆，用堅決的手段予以制止，并真正逆轉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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