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清和
頭圖｜視覺中國
179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派馬戛爾尼率使團訪問清朝，試圖向清廷派遣常駐使節(jié)，以便兩國通商。
乾隆皇帝一口回絕了英王：“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并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于爾國亦殊覺無益。[1]”
18世紀，是人類社會的大分流時代。延續(xù)千年內卷，還是“驚險一躍”，當時的大多數決策者并未意識到，他們正面臨這一宏大的歷史性問題。這一問題映射到全球化不確定的當下，亦令人感到焦慮不安。
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人類內卷化歷史以及內卷化出路。
一、內卷化慣性
1963年，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在印度尼西亞做田野調查時發(fā)現，在殖民地時代和后殖民地時代的爪哇島，人口沒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yè)集中，而是不斷地投入到有限的水稻生產，導致農業(yè)生產內部精細化[2]。
格爾茨將這種現象稱之為“involution”，即內卷化。
1985年，中國社會學家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引入了“邊際效用”一詞更為準確地界定了內卷化的內涵和外延。
黃宗智認同俄國恰亞諾夫對小農經濟的解釋。恰亞諾夫認為，“在沉重的人口壓力之下，小農經濟會幾乎無限地投入更多的勞動力來提高土地的產出，直到邊際報酬接近于零，為的是家庭成員自身的生存”。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內卷化是邊際效用持續(xù)遞減的過程，即“沒有發(fā)展的增長”。
這種現象并不罕見，在18世紀之前，人類社會已經內卷了千年或數千年。
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中用數據統計揭示了一個“千年停滯”的內卷化經濟：在公元后第一個千年里，世界經濟幾乎沒有任何增長[3]。
在那個漫長而痛苦的年代，經濟增量僅來自人口與土地規(guī)模的增加。當人口增速超過土地擴張，農業(yè)生產便呈現邊際遞減。當邊際報酬逼近極限，人類便陷入可怕的存量爭奪——屠殺、饑荒、戰(zhàn)亂、瘟疫、殺嬰，以修正人地矛盾引發(fā)的資源沖突。
千年惡循環(huán)，萬古如長夜。農耕時代的內卷化社會，是一個殘酷的“馬爾薩斯陷阱”。
直到17、18世紀，人類才借助自由市場及其新技術、新制度一步步爬出這一陷阱。換言之，人類內卷化的時間長達數千年，擺脫內卷化不過區(qū)區(qū)幾個幾百年。
問題來了，人類為何被鎖定在萬古長夜之中？近代技術為何出現在17世紀前后，而不是14世紀，或者更早？
在萬古長夜中，人類任何可能突破的想法、欲望、觀念、技術，均被一整套制度（國家機器、意識形態(tài)及法律習俗）鎖定。
在農耕時代，生產力低下，勞動剩余有限，信息不暢，貨幣稀缺，交易風險巨大，世界各地基本都采用農耕計劃經濟作為生存方式。為了強化生產與統治，統治者設定了一整套制度，如宵禁、海禁、禁止遷徙、“士農工商”等，將人鎖定在土地上，同時消滅人的欲望。
所以，農耕計劃經濟與內卷化制度是相伴而生的。內卷化制度概括起來有三：階級固化、產權限制及信息壟斷。
古代歐洲與印度、日本通過制度及宗教固化階級。古代歐洲是一種典型的封建體系。國王靠家族及聯姻管理城邦國家，貴族在封地里世代經營，不需要文官體系及職業(yè)軍人。在等級森嚴的制度中，爵位可以世襲，底層人永遠也不可能躋身到上流社會。歐洲和日本的皇室都是千年一脈，沒有人想過去打破這一制度。
階級固化是內卷化社會的天花板，極限壓制人們的欲望，壓低學習的邊際收益。絕大部分人都放棄學習與思考，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讀書改變命運。印度的種姓制度與宗教將底層人的欲望、信心與動力消磨到極致。
古代中國有所不同，秦國的商鞅改革打破了階級固化，下等人只要砍得頭多可以往上攀爬。“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后，鐵打的龍椅，流水的皇帝，“家天下”輪流坐莊。隋唐之后，統治者使用了文官制度來管理國家，讀書人可以通過考試實現階級晉升。文官制度讓古代中國人比歐洲人更早知道讀書的價值，即考取功名，升官發(fā)財。
在古代歐洲，產權限制與階級固化是一脈相承的，土地產權按階級等級分配，被限制流通。在古代中國，階級固化被打破，土地及財產所有權也隨之流通。所以，古代中國比古代歐洲在階級、土地及財產所有權方面都更具競爭性和流通性。但是，為何中國沒有率先走出內卷化？
主要原因是信息壟斷。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愿意投資知識，但是其所讀的書被限定了，信息被統治者壟斷了。統治者利用信息壟斷和文官制度，將知識分子晉升王室之下的頂級獵食者，成為農耕內卷化的既得勢力。
所以，內卷化是人被鎖定在邊際效用持續(xù)遞減的制度環(huán)境中爭奪存量。階級固化、產權限制及信息壟斷三位一體，階級固化是內卷化社會的天花板，產權限制是中樞，信息壟斷是窗戶。
在農耕時代，中國的內卷化制度比歐洲更具規(guī)模效應。根據麥迪森的估計，直到1820年，中國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GDP總量仍占世界份額的32.4%。
古代中國可能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即內卷化制度在農業(yè)計劃經濟上發(fā)揮到極致，導致格爾茨發(fā)現的“農業(yè)生產內部精細化”，養(yǎng)活更多人口，開拓更多土地，創(chuàng)造更多總量。
但是，以經濟效率的角度來看，這種規(guī)模沒有意義上。農業(yè)計劃經濟上慣性越大，就越遠離自由市場與技術創(chuàng)新。
從社會文明的角度來看，“沒有發(fā)展的增長”，只是在反復演繹悲劇。社會性死亡，是內卷化社會的一個縮影。古代農村是一個內卷化的封閉體，名聲是村民的立根之本。要搞死一個人，不需要報官，不需要審批，只需要搞臭他的名聲，讓他社會性死亡，甚至還可以直接消滅他的肉體。
比如，王寶強飾演的“樹先生”（電影《Hello！樹先生》）就在農村社會性死亡，最后精神分裂。又如，通奸浸豬籠，官方默許這種私刑，這也是家族割肉止損的方式。在古代農村，村民及家族會努力地維護聲譽資源以避免社會性死亡。
古代的社會性死亡，是叢林法則下的多數人的暴政，是低成本的統治策略，是內卷化社會的產物。
人類千年內卷化，慣性勢能極強大。當村落的圍墻擴大到互聯網，村民口水升級為輿論海嘯，人們很難分不清，社會性死亡到底是言論自由過了火，還是內卷化的余孽。
“萬物皆可內卷，人人均可社死”，似乎每個人都可能遭遇低成本的社會性死亡。社會性死亡與內卷化社會的根源均是公共制度缺失。在傳統的信用體系崩潰后，如何構建公共信用體系？如何在公共輿論中保護私人權益？這正是內卷化突破的方向。
二、開放性生存
14世紀的黑死病以極其殘酷的方式從人類內卷化社會撕開了一道口子，從此城邦經濟衰落，海洋文化興起。自由市場及其新技術、新制度（思想），這三股力量打破了內卷化體系，推動邊際曲線右移，締造了規(guī)模遞增。
1776年是人類走出內卷化最具標志性的一年。這一年，亞當·斯密發(fā)表《國富論》，瓦特發(fā)明實用性蒸汽機，北美發(fā)布《獨立宣言》。
自由市場蘊藏著一套激勵性的競爭規(guī)則。這種競爭規(guī)則以價高者得為原則，鼓勵人人創(chuàng)造，公平競爭，保護私產。新技術、新知識不是給定的，而是這套激勵性的競爭規(guī)則催生的。這就是制度內生性。
按照布坎南的規(guī)則決定論[5]，規(guī)則決定效果，規(guī)則重于效果。只要規(guī)則是公平的，結果就是公平的。只要規(guī)則是有效率的，結果就是有效率的。但是，這套激勵性的競爭規(guī)則，藏在無數個私人契約中，需要顯性化、公共化和憲政化。
為什么歐洲率先走出內卷化？
地理決定論認為，隨著內卷化制度的瓦解，地中海開放性的地理格局以及貧瘠的土地，促使西歐人恢復到羅馬共和國時代的生存方式，即遷徙，出海，交流，交易，經商。東亞的地理格局是東臨大洋西靠大山，中間土地富庶，改朝換代后的新統治者只要恢復文官體系即可維持“高水平均衡”的農耕統治。
從農耕文化到海洋文化，從內卷化社會到開放經濟體，是人類生存方式的切換——從計劃為生到交易為生，從數量型經濟到效率型經濟，從存量爭奪到增量創(chuàng)造。
荷蘭、英國、美國等海洋文化國家，率先擺脫內卷化社會。法國和德國要艱難一些。法國農業(yè)富庶，農耕文化深重，最終經過法國大革命的殘暴洗禮才邁入海洋文明。德國原本是一個農奴制國家，給人間帶來兩次大災難后才走上正道。
對于后發(fā)國家而言，開放是打破內卷化最簡單粗暴的方式。
但是，這種方式是有前提的，即發(fā)展自由市場。
古代各國為何不相互開放打破內卷化？
我們很難想象，不同國家、不同人種、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人，在古代世界像今天一樣突然大規(guī)模相遇會發(fā)生什么。我想有兩種可能：一是戰(zhàn)爭，二是瘟疫。
古代社會是一個封閉體，國與國、村與村之間幾乎是隔絕的。土地稀缺及存量爭奪強化了人們的領地意識，大規(guī)模的陌生人突然出現，定然引發(fā)強烈的不安與對抗。長期以來，古代統治者也不斷地塑造外部敵人，鼓噪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以強化政權合法性及統治的穩(wěn)定性。如此，古代人相遇，極易拔刀相向，如蒙古人西征、歐洲人入侵美洲、古中國土客械斗等。古代游牧經濟是開放性的，但不是自由市場，古代游牧民族在領地擴張時往往伴隨著侵略性。
開篇中乾隆與喬治三世的對話，其實是朝貢制度與市場制度的碰撞。“朝貢制度的設計和基本運作力量，源自對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關注，而非源自對追求最大獲利的關注。[4]”在當時，農耕國家沒有能夠承載大規(guī)模交流與協作的市場力量。鄭和下西洋是朝貢制度的溢出，其目的是強化政治認同與附屬。古代絲綢之路是發(fā)達的農耕經濟的溢出，其自由貿易的相對體量太小。
另一個排他性因素是瘟疫。古代醫(yī)療無法實現病毒隔離，不同種族的人群接觸容易感染致命性病毒。據說14世紀流傳于歐洲的黑死病是蒙古大軍攜帶而來的病毒。美洲殖民時期，歐洲人攜帶的病毒殺死了大部分印第安人。
所以，在自由市場之前，國與國、人與人有意地避免接觸、交流。只有自由市場興起之后，人類才完全改變隔絕狀態(tài)，真正進入開放性生存模式。
自由市場是一種粘合劑，是陌生人之間大規(guī)模協作的自發(fā)秩序。只有自由市場才能承載世界人口的大規(guī)模遷徙、交流與協作。在自由市場中，技術、知識創(chuàng)新以及自由交換持續(xù)創(chuàng)造增量，每一個人都在勞動分工體系內獲利。
另外，自由市場創(chuàng)造的醫(yī)療技術、衛(wèi)生制度才能抵御大規(guī)模交流帶來的傳染病毒風險。傳染病毒風險是自由市場風險的一部分。2020年全球正在遭遇新冠疫情，但是這并不是醫(yī)療技術及經濟全球化的失敗。近代市場興起以來，天花、流感等致命性傳染病基本被控制。
所以，人類打破內卷，依靠的是自由市場。后發(fā)國家打破內卷，依靠的是引入自由市場。
在全球化時代，后發(fā)國家可以享受國際市場的紅利，可以享受國際技術遷移的紅利。農耕時代是內陸河經濟，工業(yè)時代是海洋經濟。新加坡、東京、漢城、香港、上海、深圳等大都市都是臨海城市。西安、荊州、成都等農耕時代的城市，如今遭遇臨海城市的運輸成本壓制。
美國史學家彭慕蘭在《貿易打造的世界》中宣稱：“運輸不只決定了利潤、損失、貿易量，還拉近人與人的距離，左右了時間觀，重畫了地圖，開啟了今日稱之為商品化、全球化的觀念變革。[4]”
但是，現實可能沒有那么理想。很多后發(fā)國家僅僅發(fā)展外向型經濟。為什么？一些后發(fā)國家并未徹底改革制度，本土社會依然嚴重內卷，國際市場的交易費用比國內市場更低，制造商、貿易商傾向于出口貿易賺取外匯。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xù)的。
在后發(fā)國家中，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極少數國家擺脫了內卷化社會。多數后發(fā)國家掉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實是制度陷阱，增長源自外部，內部制度改革長期停滯，無法催生新技術和增量。一旦國際技術轉移紅利消失，或者國際市場出現風險，又回到內卷化社會。所以，開放只是打破內卷化的第一步，開放倒逼改革才是關鍵。
很多國家缺乏制度變革的力量，只能在權力集中與結果公平之間來回激蕩。
英國思想家埃德蒙·柏克曾警告說：“一個國家若沒有改變的能力，也就不會有保守（非中文語義的保守，可理解為“演化”）的能力。沒有這種能力，它將不免冒著一種危險：即失去其體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
三、全球化內卷
可能令伯克失望的是，不僅是后發(fā)國家就連先發(fā)國家，也正在失去改變的能力，逐漸走向內卷化。最容易被人忽略是，如今不平衡的全球化秩序，恰恰是一種內卷化制度。
先發(fā)國家的競爭制度為何無法抵御內卷化？
如果沒有完善的憲政及程序正義，競爭制度很可能被強人推翻，亦或是被民主的方式推翻。
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可以解釋現代化國家的內卷化[6]。亞當·斯密的自利原則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是建立在公平正義的制度前提下。而“集體行動的邏輯”正是擊潰這一制度前提。
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經濟積累形成的既得勢力試圖改變制度。既得勢力更接近公權力，他們試圖恢復到計劃控制的生存法則之下獲取壟斷租金。于是，煤炭、鋼鐵、棉花、鐵路等組織便不斷涌現，并千方百計地游說政府。
當普通民眾發(fā)現公共決策被既得勢力掌控時，他們也會利用民主選票改變或影響公共政策。政府擴張公共福利，選民搭公共福利之便車。
搭便車往往會陷入“三個和尚沒水喝”的悖論。但是，奧爾森認為，只要集體成員不對稱和選擇性激勵這兩個條件存在，就有人愿意開啟這輛便車。政治投機分子在選票的激勵下充當便車司機。他們?yōu)榱擞线x民，鼓吹福利權是基本權利，宣揚平等主義價值觀，將激勵性競爭制度淪為低效的內卷化制度。這就是以選民的名義，以制度的力量，鼓勵作惡、懶惰、貪婪與懦弱。
財富，是通過競爭和激勵得來的，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但是，在內卷化制度中，搭便車的人都在裝睡，沒人會在乎這一人盡皆知的道理。貨幣擴張，金融勢力膨脹資產，建制派擴張財權，搭便車的人獲得福利。直到有一天便車翻車，引發(fā)“公地悲劇”，他們或許才會驚醒，亦或是相互指責。
從中我們可以捕捉到政府權力擴張的邏輯：既得勢力、福利主義者以及越來越多的搭便車者，傾向于支持政府擴大權力，攫取更多公共資源。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經提出，搭便車引發(fā)的內卷化源自憲政漏洞，即在信用貨幣時代的財政約束軟化。財政約束軟化是信用貨幣時代的內卷化制度。貨幣失控其實是內卷化下的財富爭奪戰(zhàn)。
與先發(fā)國家類似，其它國家同樣出在內卷化勢力。
奧爾森在《權利與繁榮》中區(qū)分不同類型的政府所產生的經濟效應[7]。奧爾森認為，無政府狀態(tài)下，流寇當道，以掠奪為生。比流寇更高一級的是坐寇，以計劃控制為生，他們允許部分市場存在以收取更多租金和稅收，同時會主動保護臣民及財產。奧爾森從流寇到坐寇的發(fā)展趨勢中看到了通向文明與民主的種子。
但是，奧爾森過于樂觀。泰國、智利、俄羅斯、沙特以及軍政府時代的韓國，將新技術、新知識及市場經濟淪為工具，催生皇室經濟、官僚經濟、財閥經濟及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賤民資本主義”（任人唯親、裙帶關系、小團體主義、地方保護主義、貪污受賄等特征）。
他們與華爾街、跨國集團、建制派共同建立了一個不平等的、失衡的全球化秩序，形成華爾街＋海外財閥、華爾街+沙特石油、華爾街＋皇室財團等全球化割據。這種全球化秩序導致全球經濟走向內卷化。
他們在海外市場構建了行政性壟斷優(yōu)勢，而非充分發(fā)展平等的自由貿易。這一壟斷性經濟既損害了新興市場的消費者利益，也損害了先發(fā)國家的工人利益。這種秩序為跨國集團創(chuàng)造了極其優(yōu)厚的投資條件，如稅收減免、土地優(yōu)惠、法律紅利、排他性協議。在現有的全球化秩序中，國際資本可實現利益最大化。但是，工人卻被鎖定在本土市場征收較高的工薪稅。扭曲的全球化秩序促使國際資本轉移到海外，迫使大量本土工人失業(yè)。
泰國、智利、俄羅斯、沙特以及軍政府時代的韓國，這些國家的權力階層努力在內卷化制度與經濟全球化之間找到一種統治平衡。他們不斷地利用外資和技術充實自己的財力，構建一個半封閉半開放的經濟體系。
比如沙特的資源型內卷。沙特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王室掌管石油資源，借助國際資本和國際市場出口石油創(chuàng)富。但沙特的社會改革極為落后，社會內卷化嚴重化。
又如泰國的特權型內卷。泰國的現代化起始于大蕭條，其政治及經濟命脈長期被王室與軍方控制。泰國王室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王室，其家族掌握著商業(yè)銀行。商業(yè)銀行大肆向皇室財團貸款，從而透支了泰銖的信用。1997年泰銖危機爆發(fā)引發(fā)亞洲金融危機。后發(fā)國家紛紛將鍋甩給了自由市場、金融開放，從而強化內卷化統治。
當時，韓國的情況與泰國類似，但結局不同。韓國財閥控制了商業(yè)銀行，制造了金融風險。1997年，位列韓國前三十的財閥，其債務權益比高達518%，其中有5家甚至超過了1000%。亞洲金融危機瞬間擊潰了韓國金融防火墻。韓國政府緊急地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尋求援助。后者給韓國政府提供了570億美元一攬子貸款，將韓國從破產的邊緣拉了回來。
當時，韓國財閥故意鼓動民族主義者，抨擊韓國政府與IMF的合作喪權辱國，號召民眾游行示威，試圖維持內卷化金融制度。所幸的是，1988年韓國就已經結束了軍政府統治，民選政府選擇繼續(xù)對外開放，對內切斷財閥與銀行的灰色鏈條。正因如此，韓國是為數不多的擺脫內卷化的后發(fā)國家。
所以，一旦全球化打破了這種利益與權力平衡，危及到他們的根本利益，王室、財閥會成為最極端的反全球化力量。
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P·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另一項研究論證說，高水平的經濟相互依賴“可能導致和平，也可以導致戰(zhàn)爭，這取決于對未來貿易的預期”。經濟相互依賴只是“在各國預期高水平的貿易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持續(xù)下去時”，才會促進和平。如果各國預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賴不會持續(xù)，戰(zhàn)爭就可能出現[8]。
亨廷頓從預期的角度分析逆全球化問題，但未能揭露本質。這種預期，并非正常的市場預期，而是一種扭曲的預期。
如今，信用貨幣時代的財政約束軟化和失衡的全球化秩序，這兩大制度造成了全球經濟內卷化，引發(fā)普遍的內卷化焦慮。
人類內卷千年的經驗告訴我們，擺脫內卷化必須同時滿足兩大理性公式：制度變革的社會邊際收益大于社會邊際成本（卡爾多-希克斯效率），制度變革者的收益大于平均收益（奧爾森效率）。
